德里达解构“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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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里达所有的思想创建里面,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解构主义”之“解构”的建构了。从德里达的学术生涯来看,1967年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年头,简直就可以被称之为“德里达年”。这是由于,就在这一年,德里达连续推出了三部著作,而且几乎每一部都能在解构主义的历史当中被列为经典,那就是《书写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érance)、《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y)、《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尽管德里达一生写过70多本专著,但是屡屡被提及和研究的恐怕还是这同一年内出版的三本专著了,因为它们可以说直接奠定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坚实基础。

解构主义如日中天的那段时光已恍如隔世。现代学术生活已然植根于解构主义的核心要义揭示文本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批判西方思想传统中隐匿的偏见,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就忘记这场运动曾经多么振奋人心。今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推出解构主义奠基性文本之一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40周年纪念版,引发了对解构主义价值的新一轮讨论。《论文字学》原来由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翻译,此次她修订译本,朱迪斯巴特勒撰写前言。

“误读”不仅在于此,还在于德里达直接对中国思想给出的判断,这就是“中国没有哲学”的新论。这个看似冒犯的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多数中国学人觉得德里达的这种解读有点类似于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里面对于东方哲学智慧的“歧视”,德里达仍是一位固执己见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但恰恰是中国人“误读”了德里达!因为他感到自己的论点完全被中国的友人们所误解甚至是“反转”了,他的原本的意图刚好相反,他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智慧的褒奖和赞许才这样说的。正是由于中国智慧(我们姑且称之为智慧而不是思想)是在西方的“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sm)传统之外“自本生根”而生的,所以,德里达认定“中国没有哲学”是大好事一件。当然,他更多地还是将中国智慧当做西方哲学的一种“解毒剂”,但其思想深处仍存在中西“二元并置”的思维范式的影响。

  斯皮瓦克认为《论文字学》非同寻常。她离开康奈尔大学时她的老师尚未见过德里达,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斯皮瓦克更无从得知德里达是谁,但她决定翻译这位没有名气的作者的书。她在一个鸡尾酒会上听说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在做译著,所以在1967年底1968年初的样子她愣头愣脑地写了一封问询信,结果真的得到了翻译《论文字学》的机会。

一、德里达的“解构”及其中国语境

  在随后的几十年,斯皮瓦克开辟出几条看似相互独立的职业道路。她成了先锋性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发表了《底层人能说话吗?》,开启了后殖民研究。但斯皮瓦克不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她还在家乡印度为文盲创办了小学,曾在那里教过几十年书。很少有人能将理论和实践如此融于一身。

作为20世纪后半叶解构主义的急先锋,雅克·德里达已成为当代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但是,德里达晚年却曾明确表示过,大家对他的“解构”赋予了更多的激进的理解,其实,他的思想取向本来是趋于“保守”的。这皆说明,“解构”的意蕴还需要加以进一步的厘定,这可以从德里达对于“海德格尔—夏皮尔之辩”的解构策略当中得以重新思考。这是由于,海德格尔是承继了现象学传统的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夏皮尔则是深受英美实证传统影响的著名学者,两者本身的立论及其论争在德里达那里的重读,可谓是形成了非常有趣的“三维张力”的关系。

  《论文字学》是一部高度理论化、艰深难懂的著作,今天读起来仍然具有挑战性。而斯皮瓦克是那个看起来最不可能翻译德里达著作的人。她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英语法语都不是她的母语翻译这样一部复杂的高级理论著作是个大胆到近乎荒谬的决定。但斯皮瓦克不仅翻译了这本书,还写了一篇长度相当于专著的序言,把德里达介绍给新一代的文学研究者。这是斯皮瓦克加在翻译合同里的条款,她说,如果她不能写一篇和专著一样长的导言,就不做这本书的翻译了。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德里达则更为关注政治伦理问题,还参与了一系列的政治实践活动,包括支持1981年拉丁美洲精神分析界对独裁政府的反抗,参与1982年在布拉格的捷克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等等。这恰恰印证了德里达思想的一个基本的转向,亦即更多从书斋里面的“头脑中的风暴”转向了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直到晚年来到中国演讲的时候,尽管又抛出了“中国没有哲学”的激进论断,但是当他大谈“宽恕”问题的时候,本来与欧美存在“时间差”的本土学界中人不免对此有些失望,认为似乎如果不“大放厥词”就不符合“解构”的基本精神,这其实是对德里达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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