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杯在哪买球[李华伟]中国社会到底有无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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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是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本文回顾了民间信仰进入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术视野的历程,对这一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弥漫性宗教-制度性宗教”范式进行了系统解读,凸显了民间信仰的结构特性和主体价值,探讨当代民间信仰的概念范畴、互动结构和变迁机制上面临困境和挑战。通过引入“嵌入性”等新的理论概念和分析进路,可以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视角转换与研究创新。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作者:杨庆堃 版本:汉唐阳光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

人类学/社会学/民间信仰研究/弥漫性宗教/嵌入性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到底有无宗教的争论不绝于耳。中国没有宗教论,以及宗教替代论的提出均说明,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地位很低,甚至可有可无。 但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的研究为我们看待中国宗教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他独创性地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宗教类形学概念:制度性宗教和弥漫性宗教。透过这一组概念去理解中国有无宗教以及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学者们发现了一条充满启发性的新路径。

摘要: 民间信仰是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本文回顾了民间信仰进入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术视野的历程,对这一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弥漫性宗教-制度性宗教”范式进行了系统解读,凸显了民间信仰的结构特性和主体价值,探讨当代民间信仰的概念范畴、互动结构和变迁机制上面临困境和挑战。通过引入“嵌入性”等新的理论概念和分析进路,可以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视角转换与研究创新。

杨庆堃(C. K. Yang)(1911-1999),华裔美国社会学家。原籍广东南海。第一位从宽广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形式、合理性及历史传统的宗教社会学家。

关键词:人类学/社会学/民间信仰研究/弥漫性宗教/嵌入性

不大为学界所知的是,杨庆堃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和室友,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是杨庆堃、费孝通共同提出的,这一概念沿用至今。杨庆堃和费孝通一起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恢复作出了贡献。不过杨庆堃的著作在大陆出版的只有《中国社会中的宗教》(2007年首次出版)。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提出了理解中国社会学现代历程的另一面的方式。杨庆堃通过解读大量的地方志、田野和文献资料,探讨了中国宗教的有无、中国宗教的特征及类型等问题,澄清了中国宗教的现状、形态、结构地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作者简介:刘芳,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学者,上海 201701

   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角色为何成为问题?这与中国有无宗教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杨庆堃回顾了西方汉学家如理雅各和翟理斯等人对儒家不可知论的强调,这些影响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宗教的认知。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家梁启超、胡适等受全球世俗化思潮的影响,将宗教作为理性主义不够发达的产物,因而高扬科学的旗帜,认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征诸历史,中国宗教是否存在,从传教士明末入华传教起就成为问题,直到今日都是中外学术界热衷讨论的话题。中国没有宗教论和宗教替代论的提出均说明,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甚低,可有可无。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文化自觉与社会学本土化研究”(ZZszf13004)。

   然而,杨庆堃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念书时期受帕克影响,并在从事乡村社会调查时注意到各种各样的村落小庙。一方面是中国无宗教论,另一方面,乡间小庙处处可见,宗教传统在中国社会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在杨庆堃看来,中国无宗教论以基督宗教作为宗教定义的标准,由此,中国社会制度框架下缺乏一个结构显著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宗教系统就被解读为中国无宗教。    杨庆堃从结构功能论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宗教定义,把超自然因素作为中国宗教的中心内容、传统中国社会组织的关键因素来对待,认为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有悖于历史事实。由于杨庆堃的理论建构努力,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大量宗教现象得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宗教事实,而不再是韦伯所言的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

美洲杯在哪买球,一、民间信仰进入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视野

   杨庆堃还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宗教类型学概念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弥漫性宗教(又译弥散性宗教、普化宗教、分散性宗教等,diffused religion)。制度性宗教,指有独立于世俗组织之外的独立的神学体系、仪式和组织,宗教具有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而弥漫性宗教的神学、仪式和组织则与世俗组织制度交织在一起,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没有独立于世俗组织的独立性。在中国的制度性宗教主要有佛道教。弥漫性宗教则依附于、渗透于各种世俗组织之中,因而俯首即是。

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存在,它有不断再生的强劲动力,也给中国宗教的研究者提出了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各种宗教活动的恢复,民间信仰获得了稳步的复兴和发展,民间信仰研究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并逐渐从宗教学等人文学科中拓展、延伸开来,进入到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中。由此,民间信仰的研究者开始依循不同的学术进路和理论视角,探讨民间信仰的宗教属性问题。

   杨庆堃发现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重要性与结构性地位不相称的问题,即弥漫性宗教在社会生活的所有主要层面广为流行,维系着社会制度的稳定;而制度性宗教虽有其自身重要性,但是缺乏组织性力量,在整个中国社会系统中不能成为强有力的结构性因素。更为重要但却很少为人注意到的是,杨庆堃并未割裂制度性宗教和弥漫性宗教的关系,认为制度性宗教和弥漫性宗教相互依赖、互为表里,在功能角色上相互作用、影响。

一方面,从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发,有研究者借鉴、延续了泰勒等人对宗教的古典进化论式的定义,[2]倾向于认为民间信仰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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