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国宝故事|从东汉绿釉陶楼管窥汉代建筑

首先,这件陶楼的整体构造采用的是汉代兴起的“重楼”建筑,多层重楼的兴起和盛行是汉代建筑结构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东汉以前,我国古代匠师巧妙地采用土木混构方式,使用独特的夯土版筑技术和木构技术来建造宫室楼阁,就是以一组前低后高的阶梯形夯土台为基础,在各层土台上架立单层或二层的木构建筑物,其间以架空阁道相连,形成上下重叠、气势恢宏、壮丽雄伟的高台建筑群,这就是先秦文献中提到“高台榭”。到东汉初,这种土木混构的台榭式楼阁建筑被纯木构的“重楼式楼阁”所取代,即由分别立在各层楼面上的单层木构架重叠成楼,利用本身的自重相压挤而保持稳定。本文中的陶楼每层都有斗拱挑出的平台,木结构的合理运用,使得整座陶楼既能满足功能上的遮阳、遮雨、凭栏眺望,同时各层的腰檐和平座有节奏的挑出和收进,让整座陶楼结构和外观实现了稳定和富有变化,创造了中国式楼阁建筑的特殊风格。陶楼除却一层用来当做仓廪,二层和三层均为四面开畅的镂空结构,运用简单的几何造型的窗造型,简单的结合,造型雅致,平台栏杆上的图案与窗户上的图案一致,都是长方形棂条。这样的楼阁建筑,每层都是一个独立的结构单元,我国直到宋代,高层建筑都是这样建成的。多层重楼一般在住宅组团内作为储粮用的仓廪、保卫用的望楼和休闲用的水榭。运城博物馆所藏的绿釉陶楼同时拥有三个功能,一层的仓廪,二层角落武士的保卫,还有楼下的观赏水榭,实属难得。

  而无论是塔式陶水榭还是亭式陶水榭,榭中多置持械守卫的武士,披坚执锐,如临劲敌,尤其是一些塔式水榭墙壁相对封闭,形似碉堡,防御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均反映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

“重楼”盛行

  到了汉代,水榭慢慢摆脱了对“台”的依赖,用简炼的木构架将主体建筑高高托起,整体造型凌空欲飞,富于动感。整体通透敞亮,建筑结构明确,技法高超,装饰华丽,又都建造在水中,榭内主人或行六博或听音乐或谈天,为人们游艺、避暑、休憩的绝佳场所。由于年代久远,建筑早已毁灭殆尽,无法看到水榭的建筑原貌,但依然可以从现存的一些画像石和绘画作品中,看到精美的水榭图。

在汉代初期人们认为“灵魂不灭”,常常把死后的世界看成是其生活的延续或者理想生活的实现,汉代人觉得人死了以后也会有个和现实社会一样的世界,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上面所提到的“重楼”建筑则与这一思想符合,当时的人常常有追求长生不老和会见神仙的思想。幻想仙人总在云雾缥缈的高处,有“仙人好楼居”的说法,因此,建造高楼,企图引诱仙人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厚葬之风愈演愈烈,对社会的破坏十分严重,封建帝王屡下禁止诏书。为了满足豪族们死后仍能将生前的奢侈生活带进墓葬的需求,又不浪费过多社会财富,建筑明器成了一种必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精美的汉代陶制建筑明器,如陶楼、陶仓,陶水榭等,都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建筑替代物,是人们死后希望能够过上某种幸福生活的理想物。

运城博物馆“馆藏珍品”展厅中陈列有一件东汉绿釉陶楼,高100厘米,分三层,通体绿釉,色泽明亮,釉色均匀,保存得也很好。阁楼整体为两汉特有的“重楼”结构,阁楼顶为庑殿顶结构,有短屋脊,每层的屋檐下都饰有“一斗三升”斗拱结构,阁楼下有水池,水池边缘和水池中央有鸟类8只,一层到二层的檐角下有4只动物支撑平衡,二层栏杆角各有一名武士,手端弩机,守护楼中宾客的安全,二层有4个人围席而坐,三层有两个人对面而坐,或在讨论,或在观景。

  这件绿釉水榭分上下两层,可拆卸组装。其中底部为方盘式水池,平底折唇,池内塑有小鱼10尾、蛙4只、龟3只,池垣四角各一四方形攒尖小凉亭,顶光面,无瓦垄;垣上还装饰有水鸭5只,小鱼4尾。盘底中央矗立着一座两层楼阁式水榭,通高0.54米。一层平座四角各有一裸体抚肚掩耳坐俑守卫,平座中的楼阁四角立柱,柱间三面为门,一面为大方格窗。楼阁的下层直接承托上层的平座,其形制与下层的平座相同。平座四隅各有两个持械俑和两个头戴平帻、身着长衣的俑。最上为四角攒尖顶,光面,无瓦垄,据留存痕迹看可能原有饰件,现佚失,仅留有痕迹。此陶水榭制作规整,风格写实,这种形制目前已发掘汉墓中仅出土一件。

运城国宝故事

  东汉的豪强地主势力具有先天优势,加之中央政府的监管不力,逐渐造成该时期的豪强地主通过依仗宗族,养宾客,收门生、雇俑家兵等方式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甚至在东汉晚期掌握地方都州的实际权力。这一时期,营建楼阁园林、池塘苑囿成了豪强地主互相效仿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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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墓中的陶望楼和陶水榭主要发现于灵宝、陕县等地。楼中一般都会有武士俑伴存,有的持瞭望状,有的带武器持戒备状,有的弯弓张努持射击状等,防御色彩很浓,形象地反映了汉代庄园的防御设施。

厚葬成风

  高53厘米,横长45厘米,纵长45厘米,池径40厘米

在汉初政治上经过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统治政权稳定;经济上,经过汉初长期的休养生息和有效的经济措施,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个人积蓄都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些条件都为汉代的丧葬礼俗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雄厚的物质条件。所以西汉的墓葬中多有金、银、玉制品,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金缕玉衣。

  淅川县宋湾河林场出土的三层绿釉陶水榭,通高53厘米,池径43厘米。圆盆状水池,池内架有桥,池沿上环列家畜家禽动物俑和人俑。榭的下部是圆形平座,正中有立柱支撑上部。圆顶,光面,无瓦垄。第一层水榭内有站立、正坐、抱物的多个人物。二、三层与一层建筑形式大体相同,尺寸略小,第三层四阿顶有一元宝形正脊,脊上栖息一鸟。此水榭与上述淅川出土的二层水榭造型大同小异,但不及它精细。

但是在汉代中后期,经历了王莽篡汉和东汉统一战争,人口的锐减和经济的衰退,百姓负担不起当初的厚葬习俗,与此同时人们逐渐领悟到了“人死如灯灭”,厚葬之风渐衰,实物随葬品减少,模型明器汉代新型的成套随葬品组合。

  五代时期,绘画作品中就已出现水榭图。此时的水榭隐藏于山林湖泊中,属于“林中榭”。水榭与山林树丛融为一体,宁静而悠远。

展现财富

  水榭楼台是指供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在中国旅游和观赏名胜古迹,常常会遇到亭台楼阁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坐落在奇山秀水间,点缀出一处处富有诗情画意的美景。

东汉绿釉陶楼(出土于平陆县圣人涧镇新湖镇村,现藏于运城博物馆)

  1972年,为配合三门峡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者们在河南省灵宝县张湾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4座汉墓出土一批精致的绿釉陶明器,包括楼阁、仓房等建筑模型,其中有两件陶水榭。其中一件绿釉陶水榭,通体施绿釉,造型玲珑剔透,精美异常,是研究东汉时期富商大贾闲逸生活及建筑艺术、铅釉陶器烧制工艺的珍贵资料。

所谓模型明器,是指汉代墓葬中常见的、一整套特点鲜明的随葬器物,主要包括仓、灶、井、风车、碓房、圈厕、院落、楼阁、田地、池塘以及家禽、家畜俑,各色生活用品等。绿釉陶楼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模型明器材质各异,大多数为陶胎,有的施釉,有的不施釉。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日常生活,同时也透露了当时的建筑形式,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器。

  庄园政治是贯穿整个东汉时期的一个社会现象。汉墓中出土的陶望楼和陶水榭,就是庄园政治的一个表现。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急剧发展地主庄园经济,逐渐形成了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整个社会风貌在大一统局面下暗藏着地方割据势力。

而由于大量生产的结果,使得许多不是上层阶级的人也负担得起,所以陶制的陪葬品在汉代相当盛行。它们是汉代人对所期望有的“财富”的展现,而陶农庄、院落、陶楼配以侍者、乐者、戏者、兵丁等人俑,则是汉人对当时豪强富足者生活的向往。

  1972年,河南灵宝县张湾3号墓葬中出土三层绿釉陶水榭,通高130厘米,池径42厘米。下有方盘式水池,池内有鱼、蟹、龟、鸭等动物模型。池沿正面和左右两侧共有九个陶俑,有的吹奏,有的手持弓箭,有的做迎宾状。池中置方形平座,上立三层四阿顶水榭。第一层正面开长方形门,地袱上坐一吹奏俑。门上方和两侧面均有凸起的菱形镂孔方窗。榭身四角各平出一挑梁,上置一斗三升斗拱,托住二层平座。平座正面有菱形图案,其上有两个吹奏俑,两个武士俑。榭身第二层与第一层形制基本相同,但四角斜出挑梁上承四阿顶,作瓦垄,檐下饰圆形瓦当,四条垂脊下端反翘,置柿蒂形脊饰。第三层建筑形制与第二层相同,仅形体略小,榭内有一高冠长衣俑。顶部正脊两端反翘,中间是一只展翅欲飞的朱雀。楼身修长,制作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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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陕县刘家渠3号墓出土的三层绿釉陶水榭通高104厘米,池边长30厘米。下有方盘式水池,平口沿外折。榭身立于水池中央,池内有鱼、龟、青娃、蟹等水中动物,池壁三面有成列的水鸭。第一层,开四个拱形门,正门紧闭,上有辅首,其余三门半开半闭,门的旁侧有方格形窗。四隅外挑出梁,罝斗拱承托屋顶,最上部为四阿顶,顶上有一朱雀。此水榭建筑结构较严紧,各层房间较为封闭,整体像碉堡,防御性很强,其上有披坚执锐的武士。

廉明琪

  榭,是建在高台上的木构建筑物,一般有屋顶、楹柱,没有墙壁。临水而建的榭称水榭,往往是架临水上,悬立水面,多用于园林建筑中。《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治宫室,立台榭于安华池。”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贵族已有兴建苑囿池榭的风习,当时的榭是台上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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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好奇,这样的陶楼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件陶楼,层次分明,结构精巧,却受限于尺寸大小,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但它本身的建筑结构,其中所用的庑殿顶结构,上面短短的屋脊,形象的门窗,檐下的斗拱结构,都与当时汉代社会中的高级建筑一般无二。

  ▌“榭”的演进

绿釉陶楼主要出现在甘肃、陕西、河南、山东、四川、湖南、广东等地,并且大都出土于墓葬。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专门用来随葬的器物呢?

  东汉时期的的庄园经济是其庄园政治的基础。仲长统《昌言理乱篇》: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婶千群,徒附万计,”这样庞大的地方经济体,必然会造成地方上的政治独立,也就造成了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势力的强大,最终激化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导致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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