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早期的两部游记选集及其对中国的关注篮球

1616)在收集了他的同胞自1500年以来的93次航海记录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主要的航海》一书,挑战了欧洲人认为英国人无所作为的偏见,通过大量的一手资料,显示了英国人是“充满活力、浪迹天涯、探索未知世界的男子汉”,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创始精神。在首版《主要的航海》中,哈克路特收集了从传说中的亚瑟王和早期不列颠人的航海活动记录,一直到他本人所生活的年代最新的航海报告。第一卷涉及北方和东北方的航海活动,包括了109个单独的航海叙事,从公元517年亚瑟王对挪威的探险活动,到“英明女王”统治时期著名的卡迪斯探险。三叙事策略与意识形态哈克路特本人并不是航海家或商人,只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牧师和宇宙志学者,他用以建构他的民族的空间身份和世界想像的材料只是散乱的历史文本和现成的航海实录。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对于航海与旅行的兴趣,对于遥远国家或民族的关注。因此,关于航海探险方面的著作的翻译、编辑和出版异常活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C.1552-1616)的《英国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全书》(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1589-1590)。编译者哈克里特出生于伦敦一个皮革商家庭,1570年入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随后的若干年中,他结识了两位欧陆著名的地理学家,并与他们保持通信并得到指点。1583年他作为英国驻法使团的随团牧师到达法国。在法国的5年间,他通过访谈、通信、跟踪有关当时英国航海家海外探险信息并收集各种航海旅行材料,为他最终的作品做了大量的准备。1588年,他回到英国,即投入到“全书”的编辑之中。该书第一版在英国皇家海军歼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次年开始出版,篇幅为70万字,按地域分三大部分,即东方、东方与东北方、西方。编辑宗旨是记录英国的海外探险成就,因此哈克里特尽可能地避免收入非英国人的作品。入选的篇章大多为目击者的陈述和真实的商业信函,采用薄古厚今的策略。当时英国探险家的活动区域主要在美洲一带,因此“西方”部分比其他两个部分要大得多。关于中国则所涉有限,仅有全文选录的《曼德维尔游记》和“仅包括中国省份的一个名单”的《摘自1588年由托马斯·坎德什带回的中国大地图的某些笔记或引文》。

哈克路特;航海;英国;旅行;航行;民族;文集;探险;文本;记录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覆灭后,英国从一个海上强国逐渐地向大英帝国演变。英国舰队可以基本无所顾忌地在此前葡萄牙、西班牙垄断的一些东方航线上航行。于是,哈克里特也获得了关于东印度贸易的一些航海日志、价格记录和其他的有用信息。以上材料的获得使“航海全书”第二版的篇幅得到很大扩充,是第一版的近三倍,共三大卷,时间跨度也从原来的1500年扩大到1600年;尤其得到加强的是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内容。与第一版基本拒绝国外旅行者材料不同的是,在第二版的第三卷“书信体献词”中哈克里特说他采用了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编辑原则:“虽然我的著作还是以‘英国旅行’为标题,但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不足的地方,我就精心地提供国外的最佳最主要的旅行记。”这就为第二版撤下虚构的曼德维尔游记后如何填补该选集关于中国的信息找到了出路。

Voyages, Docu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ial Identity

  哈克里特在这篇“献词”里还说:“因为我们的主要想法是为我们这个地区的自然商品——毛料找到足够大的市场,我发现为达此目的的最合适地方是日本诸岛和中国的北部地区,以及与之相连的鞑靼地区。因此,我在本卷插入了有关上述国家的一些论述,其中一篇是1590年在中国的一个城市澳门用中国纸印刷的拉丁文本,两年后在圣母号大型武装商船上被截获……”

张德明,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其实,哈克里特所谓被截获的拉丁文本是由桑德(Duarte Sande)撰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有趣对话,标题是《关于中国及其财富、政府的一篇优秀的记述》(c.1590),被收入“南部与东南部”部分。据美国著名学者劳瑞纳(Donald F.Lach,1917-2000)研究,其最初来源是利玛窦及其他曾深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的报告。该文对中国涉猎广泛,举凡国土面积、城市、人口、财政状况、农业生产、物产资源、瓷器制造及其他工艺、医药、语言、教育、宗教、习俗等等方面无所不谈。尽管作者对中国给予诸多赞美,但对某些方面他还是有所保留甚至批评的。如该文虽说中国的土地肥沃程度超过了东方所有的其他王国,但也同时指出无法与欧洲的富庶和多产相提并论;还说葡萄牙人高估了中国的商品丰富,因为他们的结论仅仅得自于广州一地,而广州也许是整个王国最大的市场。作者对中国宗教的评价亦不高,说儒教犯了偶像崇拜的“罪”等等。由此可见,欧洲人至少在物质文明尤其是宗教信仰方面从16世纪开始即非常自信,不管他们如何赞美中国,中国的优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非是地域性的,而欧洲文明的伟大总是占据主导地位。

理查德·哈克路特编纂的《主要的航海》是第一份切实的可以证明英国开始建立其新的全球视野的文献,然而至今尚未引起国内论者足够的关注和研究。考察编纂者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和个人思想历程可以发现,此书在促进英格兰民族空间意识的转换和全球视野的建构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编纂者精心运用的叙事策略、修辞手法和体裁风格则在推进意识形态目标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功能。

  这篇关于中国的报道与两个世纪前的《曼德维尔爵士旅行记》(The Voyage and Travel of Sir John Mandeville)中的有关描写已有本质的不同,即关于中国的描述已从中世纪关于“契丹国”的神奇故事进化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较客观写实。这些作者显然对中国已有相当的了解,他们不仅熟悉先前旅行记作者常常报道的物质层面或表面的现象,而且还关注到了语言、教育、宗教、典籍以及体制这些一般旅行者难以直接观察到的更深层次的内容。

英国旅行文学/空间意识/全球视野/民族身份认同

  《英国航海、旅行、贸易和地理发现全书》(第二版)除了上述的长篇对话外,还收入了其他几篇涉及到中国的游记。例如,《一位英国人大约在1243年旅行到鞑靼,然后从那儿进入波兰和匈牙利》、《柏朗嘉宾教士在大约1246年进行的漫长而神奇的旅行》、《卢卜鲁克的威廉大约撰于1253年的旅行日记》、《里查德·约翰逊收集的笔记和观察记:从俄国到契丹国几条陆路路线》、《鄂多力克教士关于小亚细亚、阿美尼亚、迦勒底、波斯、印度、中国及其它遥远地区的旅行记》、《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等等。显然,这些篇章的作者即旅行者既有英国人,也有欧陆人,时间跨度是从13世纪的中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其中《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1577年英译本)篇幅最大,是威利斯翻译葡萄牙商人佩雷拉的中国旅行记。佩雷拉虽曾是中国的囚犯,死里逃生,但其关于中国(南部)的描写却是赞誉有加。除此之外,本书还收录了英国人对开辟通往契丹国即中国的西北航道的诸多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信,以及若干为了开辟抵达“契丹国”航线而撰写的“命令”、“记录”一类文字。“英国航海全书”第二版一直未能得到重印,直至20世纪初英国才出了两个重排版本。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到了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还有人称其为“我们现代英国的散文体史诗”。

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从空间意识或空间诗学入手考察现代性的起源,已成为当代西方学者的一条新的研究路径。鲍曼认为,空间既是一种“产物”,又是一种“力量”,现代资本主义是通过一种特定的“空间的生产”出现的,现代西方的主体性也是通过一种地理和空间的规划,通过对其栖居于其中的环境的持续的分解和重组建构起来的。[1]列伏斐尔强调要“以一种新的视野看待历史本身”;认为“不应该仅仅研究空间的历史,而且也要研究表征的历史,包括它们互相之间、它们与实践以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历史将不仅被理解为这些空间的创造,而且,尤其是它们的互相联系、扭曲、移位、共同作用,以及它们与特定社会或特定生产方式的空间实践的联系”。[2]赛义德通过一系列文本实例的分析,揭示了西方如何使东方“东方化”的历史过程,证明“空间的表征在空间的生产中必定具有一种实质性的功能和一种特殊的影响。它们的介入通过建构的方式进行”。[2]在《陆地与海洋》一文中,德国学者C.施密特特别论述了近代英国的空间意识。按照他的说法,相对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英国人的航海事业来得相当晚近和迟缓。然而,最终英国人还是超过了上述所有的国家,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夺取了一个建立在海权基础之上的世界霸权。施密特强调指出,这里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其独特性和不可比拟性在于,英国完成了一场空间意识的革命,“将自己的存在真正地从陆地转向了海洋这一元素”。“正是这场革命,使得这个在16世纪时还是一个牧羊的民族摇身一变,成了海的女儿。它成为了从陆地转向海洋这一根本变革的承担者和中枢,成为当时所有释放出来的海洋能量的继承人,把自己真正变成了人们所称的海岛。”[3]

  如果要举出一位17世纪初期在向欧洲传播关于亚洲乃至中国知识方面做出最突出贡献的英国人,那无疑是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5?-1626)。这位英国牧师兼旅行记收藏家在1613年出版了《珀切斯的朝圣,或从开天辟地到目前在所有时代和所有被发现的土地上观察到的世界与宗教记述》(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of Religious Observedinall Agesand Places Discovered,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1613)。劳端纳曾介绍说:“本书包含了大量的关于地理、文化、历史信息,显示了作者对当时欧洲拥有的关于亚洲的材料了如指掌。……《珀切斯的朝圣》比17世纪初叶的任何一部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关于亚洲的游记都更流行。1626年前共有4个版本。”笔者未能亲眼见到此书,也未见到其他学者关于该书里有关中国内容的介绍和研究。但对于旅行记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无疑是其1625年出版的4卷本《续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Hakluytus Posthumusor Purchas His Pilgrimes),据说该著在当时是有史以来篇幅最大的英文出版物。

施密特从空间革命的角度探讨英国现代性的发生谱系,无疑令人耳目一新。但他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空间意识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尤其是对被他称之为“第一份切实的可以证明英国开始建立其新的全球视野的文献”[3]——理查德·哈克路特的《英国民族主要的航行、航海、商业和发现》(以下简称《主要的航海》)——几乎不置一词。本文试图从作者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和个人思想历程入手,论证此书在促进英格兰民族空间意识的转换和全球视野的建构中发挥的文化功能,并着重分析其叙事策略、修辞手法和体裁风格在推进意识形态目标中所起的作用。

  珀切斯把更多英国之外的关于中国的记述节选到了《续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里,除了中世纪卢卜鲁克、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等的作品外,还有葡萄牙神父克鲁斯、葡萄牙商人、传教士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1509-1583)、佩雷拉、金尼阁,以及许多来华耶稣会士如利玛窦、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1655)、庞迪我(Diegode Pantoja,1571-1618)等神父发自中国的书信。珀切斯像哈克里特那样,是英国向海外扩张的热情鼓吹者,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予高度赞扬,把此书编成之前公司的历次航海记录均予以选录,有的一次航行还选入多人多种航海记。在翻译与重印的部分,还有阿诺德·布朗(Arnold Brown)的日记节选。此人在1617-1623年间曾在万丹、帕坦尼、日本、菲律宾、中国沿海等地旅行,日记中有关于1622年荷兰进攻澳门被击退的描写。根据俄国人的记述,珀切斯撰写了俄国人首次关于中国的目击记,即1618年俄国使团访问中国朝廷的情况。其中除了有关于中国总体印象及万里长城的描写外,还有关于鞑靼地区自西而东的地理划分、物产和宗教。

一 航海行动与文本表述

  英国16、17世纪之间30余年内出版的这两部游记文学巨著,为18世纪英国游记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同时其中国记述也为1637年之后英国旅行者踏上中华大地进行直接的商贸、外交与文化交流开辟了先河。

伊丽莎白时代后期和17世纪早期是英国积极开展对外探索和旅行的时代,随着新世界的发现,人们的视野扩展了。“卤莽且不怕冒险的实干家、勇敢的航海者以及海盗们促成了英国与海洋的联姻。新的能量从英国民众的力量中喷薄而出。他们贪婪地向海洋扑去。”[9]据现代牛津版《哈克路特航海文本选集》的编者简内特·汉普登(Janet Hampden)估算,在16世纪后半叶的任何时候,英国水手的数量不下于2万人,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大约是4百万(也就是说,每200人中就有1人当了水手)。但是,他们凭借着装备极差的船只在最遥远的海上冒险,在50年左右的时间里,建立了不列颠的海上霸权,将一种帝国的前途给予了一个卑微的小国。[4]

在频繁展开航海探险活动的同时,许多英国航海家和冒险家也意识到,光有行动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有表述自己行动的文本。约翰·史密斯船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与伊丽莎白时代其他伟大的航海家一样,他始终有着十分清醒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表述欲望,一面谋求扩展英国的霸权,一面又为后代提供了有关自己的冒险生涯的报告;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许多最杰出的勇士,既用剑创业,也用笔写作。”[5]激情的探索和自我表述的欲望相结合,在16世纪末促成了大量短命的文献,尤其是记载各种航行的小册子的诞生。探险的商人及其合作伙伴们、莫斯科维公司的经济地理学家们,写出了大量正式出版和未出版的材料。1549年,约翰·利兰德向他的同胞献上了“新年礼物”——将建立在欧洲探险家艰辛努力基础上的新的实用地理学引进了英国。1588年,托马斯·哈略特发表了《关于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的简短而真实的报告》;1596年,华尔特·罗利爵士发表了《关于宏大、富饶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发现》。

尽管如此,由航海家、探险家乃至海盗写的海外探险或旅行的文本总体来说比较零散,无法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海上民族系统地建构起空间意识、文化身份和全球视野。这个任务或使命被一位从未有过出海探险经历的牛津大学牧师自觉意识到,并勇敢地承担下来了。

1589年,理查德·哈克路特(Richard Hatluyt,1552?-1616)在收集了他的同胞自1500年以来的93次航海记录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主要的航海》一书,挑战了欧洲人认为英国人无所作为的偏见,通过大量的一手资料,显示了英国人是“充满活力、浪迹天涯、探索未知世界的男子汉”,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创始精神。[6]当代西方学者认为,哈克路特这个举动已经触及到现代语言学称之为“表演性的语言行为”。这部大型文献与其说是对辉煌的过去的一个记录,不如说是对未来成功的一种迫切要求;与其说描述了“英国民族”在以往事业中扮演的明显的主角,不如说显示了“书写民族”的话语议程在都铎王朝时代的历史学、编年史、法学、建筑和文学话语中发挥的作用。[7]

1589年12月17日,哈克路特在《主要的航海》首版前言(此前言是献给女王陛下的总管,弗兰西斯·华森汉姆爵士的)中,讲到了他编纂这部巨著的起因。他说是在他的同名堂兄启发下走上研究地理学和宇宙志道路的。少年时代他在堂兄的书房里不经意间看到几本带有世界地图的地理学著作,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在堂兄的指点下,他得知世界有三大洲,有许多海洋、海湾、海峡、海角、河流、帝国、王国、公国,还有商业、贸易。堂兄还引导他阅读《圣经·旧约》中有关的段落和赞美诗中对“上帝的杰作和深海的奇观”的赞颂。[4]哈克路特的当代传记作者彼得·迈克尔(Peter C.Mancall)将其传主生命中的这个转折时刻称之为“启示”,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刻,哈克路特感到“灵光一闪”,发现了自己此生的使命,就是在上帝的佑助下探索有关宇宙的知识和文献;与此同时,这个时刻也是哈克路特“对他自己作出的一份承诺”——“有条不紊地收集如今已被散落不顾的我们自己同胞的航海记录,拂去尘埃,使其重见天日,使子孙后代仔细考虑他们已经失落了很久的他们祖先的记录,认识到他们享用着他们的父辈提供给他们的福泽,并最终激发起抓住赋予他们担当重要角色的机会。”[8]大卫·哈利斯·萨克斯进一步指出,实际上,哈克路特在其表兄房间里作出的这份承诺也是对上帝许下的一个誓言,作为一个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生,他已经知道要成为自己内心思想的无所不知的见证人。表兄的教导使他从一个浑浑噩噩的男生转向听从生命的感召。[9]

之后,哈克路特进了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以宗教般的虔诚开始地理学研究,系统地阅读了用各种文字(包括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和英文)写成的或印刷的航海和探险文献,并在学院里开设有关地理学的讲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视野的开阔,他逐渐对“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船长、最伟大的商人和最好的水手”的情况烂熟于心。之后他有机会到法国巴黎待了5年,了解了更多的有关欧洲地理、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知识。结果他发现,许多欧洲人对英国存有偏见,认为英国人“懒散成性、贪图安逸”,但几乎没有人对之作出回应,而且,也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关注英国人在海上艰辛的劳作和艰苦的旅行。于是,从法国返回英国后他马上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着手这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编纂一部反映英国民族重大的航海、航行、探索和发现的大型旅行文献。在《主要的航海》序言中,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说句我们这个民族受之无愧的公道话:不可否认,像以往时代一样,他们[英国水手——引者]一直生气勃勃,活跃在大海上,探索着世界最遥远的地区。因此,在最杰出的女王陛下领导的最著名的、无与伦比的政府的统治下,她的臣民在上帝的眷顾和佑护下,在探索世界最对立的角落和处所,坦率地说,不止一次地测量着这个巨大的地球,已经超越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和人民。[4]

接着他列举了英国人到过的地域,波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智利、秘鲁、新西班牙、南海、爪哇、中国等地,骄傲地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这个强盛的君主国的臣民已经做到的那样”?[4]

于此可见,哈克路特编纂《主要的航海》这部大型的旅行文献巨著,源于三个交杂在一起的复杂动机,首先是少年时代萌生的好奇心;在堂兄的启迪下,这种好奇心发展为一种坚定的宗教信仰和使命感;最后,出国经历催生了他的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

二 空间意识与身份认同

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J.A.弗劳德曾将《主要的航海》称之为“英国民族的散文史诗”,[10]点出了此书对于英国民族身份建构的划时代意义。用文学术语来说,将《主要的航海》称之为“史诗”,主要是因为它符合了历代文学批评家总结和概括的史诗标准:首先,它体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正如其标题所显示和其内容所证明的);其次,“它用许多瞬间发生的历史大事充实了其框架”;第三,从风格上说“它具有庄严感”,“讲述了一系列高贵的英雄般的人物的故事”。[11]

在首版《主要的航海》中,哈克路特收集了从传说中的亚瑟王和早期不列颠人的航海活动记录,一直到他本人所生活的年代最新的航海报告。全书类似一幅包罗万象的地图,按照发现和征服世界的地理区域组织起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单个英国人对东方的旅行,旅行记录的范围包括了现在的中东和北非,直到印度;第二部分是北方的旅行记录,包括从斯坎的纳半岛最北端的拉普兰,直到俄罗斯和波斯;最后一部分包括从北纬75度线以南到麦哲伦海峡“英勇的英国人试图在美洲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的探索”。[8]这样一个广阔的空间,基本上涵盖了当时欧洲人已知的、包括新大陆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大陆和海岛,形成一个跨文化的全球视野。

《主要的航海》第二版的篇幅是原书的两倍,规模也更为宏大,共分三卷。第一卷涉及北方和东北方的航海活动,包括了109个单独的航海叙事,从公元517年亚瑟王对挪威的探险活动,到“英明女王”统治时期著名的卡迪斯探险。其中最重要的航海有:973年艾德加在不列颠周边的航行;十字军骑士在耶路撒冷的活动;卡波特的航行;查斯勒对俄罗斯的航行;伊丽莎白女王派驻俄罗斯和波斯的外交官的报告;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灭亡;等等。第二卷包括165个单独的文本,涉及南方和东南方的航海活动,开始于公元337年海伦娜女王在耶路撒冷的逗留。主要的叙事有:忏悔者爱德华的外交官在君士坦丁堡的活动;英国武士在这个城市活动的历史;狮心王理查的旅行;1330年安东尼·贝克前往鞑靼的航行;1400年英国人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活动;莎利曼对罗德岛的征服;福克斯叙述其被虏的经历;前往印度、中国、几内亚和加那利群岛的航行;黎凡特公司的报表;以及罗利爵士、福罗贝歇、格林威尔等人的旅行记。第三卷包括243个不同的叙述,以威尔士亲王默多克(Madoc,Prince of Wales)1179年对西印度的惊人发现为开端,包括了哥伦布、卡波特及其儿子的航行;大卫、史密斯、福罗贝歇、德雷克和霍金斯的航行;罗利对圭亚那的航行;德雷克的伟大航行;在南美、中国、日本和所有西方国家的旅行;对黄金国(the Empire of El Dorado)的描述;等等。这样,全书三卷加在一起,总共包括517个单独的航海叙事,时间跨度长达1000年,地域范围包括亚、非、欧、美四个大洲,在当时可谓是一部囊括全球时空的辉煌巨著了。

其实,哈克路特既不是出版此类叙事文集的第一个英国人,也不是最包罗万象的一个。在他之前,理查德·艾登(Richard Eden)和理查德·威尔斯(Richard Wells)分别在1550年代和1577年出版过同类文集;在他死后,撒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高价收购了他的未刊文章,自己又获得了更多资料,出版了四卷对开本的《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游记》(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His Pilgrimes)。尽管如此,哈克路特的名字已经成为出版和发表此类游记的普通名词。他的书籍被历史学家视为不可匹敌的有关英国商业和殖民扩张的原始资料,成为大卫·比厄斯·奎因描述的一种新的“实用、客观、清晰、令人激动”的散文的标志。[12]

个中原因何在?用彼得·迈克尔的话来说,哈克路特不仅仅生活在他所收集的旅行记的故纸堆中,他还是一个“塑造了英国的世界想像的人物”。[8]从空间诗学角度考察,哈克路特以《主要的航海》,探索并定义了英国的“空间身份认同”,[13]并自觉意识到他编辑的是“一个民族的航海”,这个民族就是他经常提到的“英国民族”。通过建构这种身份认同,他与同时代的莎士比亚、斯宾塞等一起,参与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对英格兰的书写”,[13]从而在使英国从一个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哈克路特的世界想像和全球视野与他的现实关怀、爱国主义和民族身份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向外扩张和建立海外殖民地视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医治民族疾病的一个必要手段,这是哈克路特编辑这部大型旅行文献的现实动机。哈克路特既是一个勤勉的编辑,也是一个执着的梦想家、未来帝国的策划者和殖民规划的设计师,他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展开,他给那些希望到这个世界去投资的人们提供健全的商业建议。在他看来,海外航行和移民定居将会带来许多实际的好处,不但能提升英国在与其对手竞争中的地理优势、增加它在探险史上的光荣,而且也能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为国内的穷人找到工作,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正如亚瑟·肯尼指出的,“实际上,将这位孜孜不倦的编纂家和梦想家的各个方面维系在一起的是他的不屈不挠的渴望,即在面对西班牙的扩张,尤其是在新世界扩张的时候,弘扬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他的主要动机是爱国主义的骄傲,他希望把这种骄傲灌输到他的同时代人中”。[14]在给菲力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献辞中,哈克路特写道,尽管美洲早在90年前就被发现了,但“如此多的征服和拓殖都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作出的,英国人至今还没有在那些尚未被人占领的肥沃的、宜人的地方立足”。尽管如此,机会还有。据他对历史的理解,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葡萄牙人现在过时了。更重要的是,“西班牙人赤裸裸的,以及他们长期隐藏的秘密已经为人所知,所以他们想要欺骗世界”。因此他希望,“既然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英国就可以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分享美洲的领地,以及其他尚未被发现的地方”。他说,这本书中的记述将证明英国人拥有这些土地的权利,“推进我们国家的光荣”。[9]

在哈克路特心目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与虔诚的宗教信念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致菲力普·锡德尼的信中,哈克路特说,海外探险的首要目标是发现“上帝的荣光”,“敬神是伟大的财富”,“如果我们首先寻求上帝之国,其他东西自会给与我们”。对哈克路特来说,迄今为止,由于忘记这个终极目标,已经使英国失去了许多海外探险的成功机会。[9]哈克路特相信他的民族的伟大命运在神恩的规划中,这种宗教情感加强了他天真的爱国主义自信。在他心目中,英国几乎成了受上帝保护的特选子民,而北美的维吉尼亚则可以与以色列的“应许之地”迦南相提并论。哈克路特说,上帝注定英国人将要获胜……如果上帝选定英格兰获胜,那么在他的指导下探险的胜利也是肯定的。从这种心态出发,每一个成功的探险,海战,政治上的好处或利润的获得,只不过进一步证明了上帝的恩典和国家的光荣。这种认命的感觉只会激发起探险的热情。[11]

三 叙事策略与意识形态

哈克路特本人并不是航海家或商人,只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牧师和宇宙志学者,他用以建构他的民族的空间身份和世界想像的材料只是散乱的历史文本和现成的航海实录。然而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其同时代人的精神视野,影响了那个由朝廷官员、商业投资者和有才能的航海家组成的世界。这是因为“他相信词语的力量,无论是书写的还是口头的。他看到了问题所在和解决之道,其前提是,精英知识阶层应该把诊断问题和发现答案视为一种任务,甚至一种责任”。[8]对他本人来说,那就是通过编辑航海、旅行文集,借助修辞活动来表述自己的爱国主义、民族认同、帝国意识和殖民规划。

G.B.柏克曾把《哈克路特遗著,或帕切斯游记》的编者与哈克路特相比,称前者“不过是一个在博物馆工作的档案员”,后者则“收集起一部历史的材料,并巧妙地对之处理,使它们既保持了原材料的面貌,又成为了一部历史”。他指出,尽管哈克路特编辑的文集,其主要的文学兴趣在于叙述,但作为整体的文集达到的美学效果不同于单一的叙述。[11]这是很有见地的评价。叙事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编辑的策略不仅仅是将散乱的资料纳入一个整体性框架,修辞的美学效果也决不是让话说得更动听、更漂亮、更有说服力。在表面看来纯技术性的叙事策略背后,隐含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运作。“新的世界要求新的认知技术和新的修辞策略”,而“哈克路特的使命是通过将英格兰零碎的海外纪录编纂为一部持续进步的包罗万象的历史,推动英国宫廷走向一个帝国主义的未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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