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现代文学研究的拓荒牛

第5版副刊《磁力》组编“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辑,刊出《诗人鲁迅》、《鲁迅与讽刺文学》、《鲁迅与法捷耶夫》、《鲁迅先生与美术》、《〈鲁迅全集校读记〉前言》、《以肃清残余的黑暗势力来纪念。21日,第5版副刊《文艺界》刊出《先学习鲁迅先生的“真”》、《鲁迅先生十个周年祭志略》、《谈谈鲁迅和杂文》、《“洞若观火”——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等.除了“柯灵编辑鲁迅研究文献”外,还有“柯灵的鲁迅抒写、评价和研究”、“柯灵的‘鲁迅风’杂文”、“柯灵与《鲁迅全集》出版”等。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http://www.birariabavaria.com/uploads/allimg/191124/1Q3552Q7-0.jpg');" >唐弢 图/深圳商报 唐弢先生是我国着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在多个领域有突出的贡献。11月3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纪念展览、召开大型座谈会,纪念唐弢诞辰百年。 鲁迅杂文风格的继承者 唐弢在家乡浙江镇海上小学时,因气不过有人说“搦锄头柄的人家决不会生出书香子弟来”而发愤读书。1926年到上海后因家贫辍学,入上海邮政局作拣信生,工余去图书馆自学,广泛阅读古今中外书籍。1930年,开始参加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1932年,他组织了有邮局工人、学徒、店员参加的“读书会”,同鲁迅先生开始了通信。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故乡的雨》后一发不可收,发表了大量散文、杂文,出版了《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短长书》、《劳薪集》等,并与柯灵合编《周报》,后又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 提到唐弢的杂文,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想起一个着名的故事:当年唐弢的《好现象》、《新脸谱》、《尽信书》等犀利、深刻的杂文发表时,曾被当做鲁迅的杂文而受到围攻。有一次《申报》编辑黎烈文请客,席间有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唐弢则是最年轻的客人。鲁迅跟他开玩笑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后来人们把唐弢看作鲁迅杂文风格的继承者。 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者 唐弢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与感激之情终生不渝。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时,唐弢“至哀无文”,他在挽联中写下了继承鲁迅遗志的信念:“此责端赖后死肩!”他为纪念鲁迅所写下的大量文章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鲁迅逝世后,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成了人们的急切愿望。1938年初,由胡愈之、胡仲持等组成的复社发起出版《鲁迅全集》20卷本,由蔡元培等七人组成编辑委员会,郑振铎、王任叔、许广平实际负责。不少人前去义务参加校对工作,唐弢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他自己讨来的差使。书稿中,有的没定本可据,还有单句的正误和互通的字义,六七个人聚在小小的亭子楼里商讨、考证,工作了两个月,把600万字校完。之后,唐弢费尽心思、历尽惊险保住了几箱旧书, 1945开始做全集的补遗,并于1946年10月6日鲁迅的十年忌辰完成《鲁迅全集补遗》。出版之后,唐弢又陆续收集了一些鲁迅的佚文佚稿,经过一年时间的考订,于1951年底完成35万字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写一本《鲁迅传》是唐弢最大的愿望,起初定名为《鲁迅——一个天才的颂歌》,动笔之后,又改为《鲁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这之中隐含了唐弢对中国社会和鲁迅的不断深入的认识。遗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临终前,只写出了10万字,占全书计划的1/3。 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 巴金先生曾这样评价唐弢的藏书:“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收购、保存至今的藏书多达四万余册,绝大部分为现代文学书籍,其中不乏价值奇高的初版本和毛边本。 唐弢嗜书如命,在现代文学家中是出了名的,他的夫人沈絜云回忆说,唐弢和她结婚不久,一次两人外出,走过一个书店,唐弢一头扎进书堆,竟忘了外面还有苦候着他的新婚妻子。 唐弢自上世纪40年代起以“晦庵书话”的写作闻名于世,熔史料的缜密考证和史家的真知灼见于一体,被誉为“现代书话之父”。书肆搜求、冷摊偶得、作者题赠、友人转馈,积之时日,他所藏的诸多初版本、毛边本、题赠本、签名本,成为新文学珍品渊丛之一。初版本有近百种,重要的有《鲁迅自选集》、《老张的哲学》等。鲁迅喜好毛边本,唐弢受其影响,也喜欢毛边本,他所收藏的书中有近百种为毛边本。 唐弢收藏的杂志中不乏价值连城的创刊号,如新小说社1902年出版的《新小说》第一期,浙江同乡会1903年出版的《浙江潮》创刊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李伯元编辑的《绣像小说》第一期等。以唐弢收藏而论,他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的称号丝毫不为过誉。 唐弢先生去世后,他的夫人沈絜云及其子女慷慨地将他的藏书完整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为此特别建立了“唐弢文库”。经过科学分类、鉴定、编目,共计有藏品4.3万件:杂志1.67万件、图书2.63万件,其中一级品141种。文学馆时任馆长舒乙称 “相当精彩,观之令人晕倒”。 对现代文学倡导“论从史出”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唐弢在史料、史论方面有重要贡献。1961年,他和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风行数十年。唐弢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应该依据早期的印本,防止以讹传讹。在“以论代史”的主流意见中,唐弢却主张要“论从史出”,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针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写作中的过度政治化倾向,唐弢强调历史脉络,也注重政治语境,但反对以这些作为论断文学的尺度。严家炎说:“一直到唐弢先生晚年,仍然始终坚持着这种从原始材料出发的严谨求实的学风。” “文革”之后,唐弢觉得必须改变自己的习惯思路,他写了诸如《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等精彩的文章。为研究鲁迅学医的过程,晚年他还去日本,收集了大量资料。为研究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他不但阅读尼采的着述,而且比较了许多大部头的论着。 参加纪念座谈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唐弢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一生着述宏富,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杂文;先生;柯灵;研究;鲁迅风;文学;出版;逝世;副刊;全集

The Scholarly Documents on Lu Xun Edited by Ke Ling

张理明,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绍兴 312000

鲁迅研究史上,编辑、出版鲁迅研究论文、著作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发展环节,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留有不少空间。作为个例,本文述及柯灵在他编下的报纸杂志上有目标、有筹划地刊发鲁迅研究文章,其长期性、连续性和艰苦性在鲁迅研究史上是位于前列的,所作出的贡献和推动也是非常突出的。

柯灵是现代作家和编辑。就他的编辑活动而言,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间,以主编报纸的文艺副刊为主,以及文艺性、政治性杂志等,计二十多种,编辑方针始终坚持民族、社会和文艺发展的进步方向。柯灵编辑活动的特色和成就之一是坚持不懈地编发有关鲁迅的消息、通讯、特写、评论、研究、回忆录、纪念文、诗歌以及版画、照片、书刊出版介绍和广告等,这里在广义上统称为鲁迅研究文献,是对鲁迅思想以及创作的介绍、解释和评价。

一 《大美晚报·文化街》《铁报·动与静》《明星半月刊》

柯灵于1930年在上海涉足报界。编辑、刊发鲁迅研究文献始于1934年。这年7月至12月,他创办、主编美商在上海租界所办《大美晚报》华文版的文化评论副刊《文化街》,以发表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消息、评论而形成特色。他的编辑思想和方针——推进以鲁迅为旗帜的新文学发展——在《文化街》已形成雏形。其中刊出两篇鲁迅杂文评论,反映了鲁迅受一些文人攻击、遭当局机构查禁的状况,也反映出进步作家、编辑在坚定地捍卫鲁迅战斗的杂文传统。《〈伪自由书〉和〈南腔北调集〉》(12月3日,胡今虚)驳斥其时“鲁迅走入了第四次‘隐晦’时期(第一次是在替《新青年》写文章之前,第二次是从北京到厦门,第三次是广州回来之后,一九二九年之前)将永远的蛰伏了”的一种幸灾乐祸,宣称鲁迅一如既往地在战斗,“只要看他近一年连着出版的《伪自由书》和《南腔北调集》两部书,就可明白了”;继而驳斥“鲁迅不著作小说或文学论著,这些杂感文不过‘卑之无甚高论’没有多大力量”的一种蓄意贬损,指出“鲁迅先生的杂感散文是一把锐利无比的宝剑,他一路砍伐荆棘蒺藜,为要杀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究其实,这些文字,流传于青年中间最为普遍,其给人的印象最深,其影响亦至大。鲁迅之成为鲁迅,大半是由于这些文字。”《检与禁》(12月31日,遂初)从“鲁迅先生最近把新的杂文又印成了一本《准风月谈》,并把发表时删检去的部分补了进去”的“韧”性战斗一事剖析其时的文化专制和压迫。

1936年4月至7月间,柯灵接手主编小型报《铁报》文学副刊《动与静》,继承《文化街》的编辑方针,把原刊的文学消遣性改造为新文学进步性,大量刊发与左翼文艺、特别是与鲁迅有关的报道、特写、评论和新书出版介绍。刊物积极报道和介绍鲁迅,反映出鲁迅生前最后一段时期在病中繁忙的、重要的活动内容。重点关注有关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问题。《鲁迅先生与文艺统一战线》对“鲁迅先生反对统一战线”一说辟谣,指出“鲁迅先生不单赞助统一战线,而且对于统一战线非常关怀”。并披露最近鲁迅对《救亡时报》的记者发表关于统一战线的讲话:“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统一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是必要的”;还谈到了对“国防文学”的看法,“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鲁迅、巴金等发表文艺工作者宣言》(6月19日,未署名)全文刊载了由鲁迅、巴金等63人联名签署的主张“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地握手”的《文艺工作者宣言》,具有很高的新闻和文献价值。《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报道《现实文学》《光明》等刊物著文讨论“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同时提出恳切的意见:“这两方面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他们都要作家在这民族危机中,用他们特殊的武器,担负起救亡任务”,“理论上的争论是需要的,但我们希望他们在可能中放弃成见,抑制私人的意气和情感,不要因这目的相同的重要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无谓的论争。”《国防文学新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披露“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创作新口号“闻系由鲁迅先生负责提出”,“闻最近鲁迅先生有一专门说明这新口号提出的意义的文章”即将发表。《鲁迅先生〈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介绍“鲁迅先生最近病了一次,在病中,自然不能执笔,所以对于目前非常时期的文学运动,没有表示,由此引起了各方面的误会。鲁迅先生为了,要表示,对于目前文学运动的态度,发表了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文章,于昨日出版的《现实文学》中由鲁迅先生口述,O. V. 先生笔录,现在将它们转载在下面,看这位年高的战士,对于目前文学运动,是抱着如何的热烈的态度。”转载的鲁迅这篇全文,其中被删节四处,即开了四个“天窗”,“日本”、“日”字样则代之以空格,反映了当局机构对报刊、尤其是对鲁迅杂文的检查和禁止之严的事实。《鲁迅不满张春桥因为他滥讦〈八月的乡村〉将为文加以驳斥》是一篇有特殊价值的文献。评价张春桥“在这文坛上的历史虽不算很久,作品也相当的多,可惜还没有一篇怎样成熟令人满意的作品”。随之披露鲁迅对“最近,张春桥在《大美晚报》的副刊《火树》上面,写了一篇批评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表示不满,并提前披露“据说驳斥的文章将发表在《夜莺》的第三期上”。

对鲁迅新作的出版、评论也深为关注。《鲁迅新作〈花边文学〉》探讨鲁迅杂文的价值,“说文艺价值吗?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泼辣爽利,行文的缜密刚劲,那些反对杂文的‘作家’的鸟文艺,就和他差地很远。‘永久价值’吗?这些活生生表现了时代的东西,即使到很远的将来,也不见得就要被消灭。”随之评价鲁迅的杂文:“泼辣是它的特色,思想却还是跟鲁迅先生旁的杂感一样,猛烈地向一切旧的,腐化的,不合理的现象,作着猛烈地攻击,充满着战斗的精神。”《鲁迅的笔名现代文学史宝贵资料》抄录下《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内附录的各篇杂文发表时所用的笔名“共有四十七个之多”,并指出它们的研究价值:“在两本著作中用了这许多笔名,大概是很少前例的吧?但这些笔名的抄录,到了将来,却是很宝贵的文学史资料,因为这里是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状况的。——例如《花边文学》里的笔名比《准风月谈》里多,就因为后一时代比前一时代更苦闷的缘故。”《介绍第一天才妙书〈给鲁迅〉》讽刺一本书信体的、所谓“批判鲁迅的专著”的胡搅蛮缠和试图借鲁迅以求出名的文坛登龙伎俩。《〈文艺连丛〉:已有鲁迅、罗怃的译品》介绍曹靖华主持的《文艺连丛》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西班牙作家巴罗哈作的、鲁迅翻译的小说《山民牧歌》,评价“鲁迅先生的译笔,忠实可靠,亦为我们所知道的。《死魂灵》的译笔,早已有口皆碑了。”还有《〈中国呼声〉:英文版的救国刊物鲁迅、陶行知等都有作品发表》等。

其它方面,有鲁迅与美术问题。《文人之画》刊出鲁迅的画作《活无常》,介绍“鲁迅先生也善画”,“这里所刊的活无常,笔触和构图,似乎都不是一个对绘画毫无素养的人所画得出来的”,又提及“鲁迅先生提倡版画不遗余力,过去对于画的文字也发表过不少”。《“引玉”而后又有“拈花”——鲁迅的版画兴味》介绍鲁迅在内山书店出版的版画集《引玉集》《拈花集》,并指出鲁迅推广版画的文化意义:“那样努力地搜集了各国的版画介绍到我们这文化贫乏的中国来,尤其是苏联的作品为最多”,“将苏联的工农劳动的生活介绍出来,很可以把它们当作一部珍贵的苏联的劳动阶级的活动史看”,同时介绍鲁迅搜集、珍藏后先前已经成集出版的另一本画集《〈死魂灵〉百图》。

同时关注鲁迅的病况。《鲁迅病作家协会派代表慰问》(6月10日,未署名)报道鲁迅“病势相当重”,在6月7日的中国文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有一个“临时动议,全体通过”,要派代表慰问鲁迅先生的病状。《鲁迅在幸灾乐祸中病愈了祝福他更健康更英勇》及时地报告了鲁迅一时病愈的可喜消息,同时又深切表达文化界对鲁迅的祈祷和祝愿。还有一则特别消息《日本东京帝大聘请中国讲师鲁迅郭沫若都被否定决定只聘周作人一人》,报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为聘请中国讲师而拟定了一个三人名单,日本文部省以“思想不稳”否决鲁迅、郭沫若两位,决定只聘周作人一人。文末则观点鲜明地指出:“在日本文部省的看法是如此;相反的,我们倒可以看出来,那两位先生是我们亲爱的战士!”

1935年4月至1937年1月近两年间,柯灵作为明星电影公司宣传科长主编公司的电影宣传刊物——文字、照片和漫画型杂志《明星半月刊》,也是左翼、进步影评的重要阵地。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紧接着一期的《明星半月刊》(第七卷第二期,11月1日出版)特别地刊登了以“本社同人”署名的专文《悼文化巨人鲁迅先生》,对鲁迅从民族革命斗争的高度作了两个方面的评价。首先肯定鲁迅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鲁迅先生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用一枝辛辣、深刻的笔“表现着一个民族的喜怒哀乐,以及未来的光明的去路。”其次赞扬鲁迅始终如一的斗争精神:“他以英勇的战士的姿态在文坛出场。反抗传统,反抗封建,反抗一切反进化的势力,使黑暗在他的笔底战栗,不妥协,不屈服,不馁怯,这种一贯的,积极的斗争精神,直到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丝毫没有改变。”文中并告知公司先后拍摄了有关鲁迅先生的遗容、寓所、万众瞻仰及送葬场面等照片和影片,“作为对这位文化巨人的一个纪念”。在影事杂评专栏《半月闲话》中则特别指出:“一个平常连作品也常常遭受禁止的作家,这样死后的光荣,鲁迅先生是第一次;用开麦拉去为一个作家摄取纪念影片,这在中国电影上也是第一次吧。”同时发表了部分照片:“鲁迅先生遗像”、“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和幼子海婴”等,并“鲁迅先生头像”木刻一幅。

二 《民族呼声》《文汇报·世纪风》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柯灵创办、主编的时事、文艺周刊《民族呼声》于10月1日在炮火中创刊,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而停刊,共出版七期。期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在抗战连天炮火的环境下怎样纪念、学习鲁迅,是一个新的问题。《民族呼声》第四期上,柯灵在《短评》栏目中发表《怎样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从抗日战争的高度评价鲁迅:“鲁迅先生不止是伟大的、革命的作家,也是伟大的、民族的斗士。以他金石般追求正义的坚贞,烈火般对于人类的热情,通过笔尖,对于抗战,不知将贡献怎样巨大的力量。”同时组编“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为这一期的一个特别栏目,这是柯灵第一次为鲁迅逝世纪念日而特别组编、推出的“鲁迅纪念特辑”。刊出四篇纪念文,都从抗战角度上深入阐释鲁迅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而具有现实意义,预示着学习、研究鲁迅的一种新动向。《抗战期中纪念鲁迅》指出“今天在这抗战期中纪念他,学习他那终身战斗不妥协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并论述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来源与养成,以及鲁迅从“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猜测中国人”到“革命的爱在大众”的曲折的思想发展历程。《鲁迅的伟大》论述鲁迅的否定精神,并归结为“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对于中国的一切灾祸的这种不妥协的敌意”。《要承继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回顾和论述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同时批评抗战中一些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追求时髦理论之“浮”。《献给鲁迅先生》是一篇抒情风格的纪念文,回忆鲁迅生前为民族革命战争所做的艰苦工作,鲁迅喂哺的青年在战争中的战斗和牺牲。“编者缀语”中说:“这一期的本刊,以有限的篇幅,编了一个纪念特辑,算是我们对于这民族巨人逝世的周年祭”;“鲁迅先生是伟大的,他的精神,在抗战中值得学习的尤多,我们在炮火中纪念他,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孤岛”时期初,持抗战立场的“洋旗报”《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创刊。2月11日,柯灵创办、主编的文学副刊《世纪风》创刊,至1939年5月18日随《文汇报》被迫停刊而停刊。一年多时间里,《世纪风》是“上海抗战文化堡垒”。① 它是“鲁迅风”杂文的阵地和“大本营”,每期都刊发杂文,激励抗战精神和批评时弊、文化劣根,并积极刊发学习、研究鲁迅的文章。“‘五四’纪念特刊”这一期(1938年5月5日)中刊出《因“五四”想起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历史与抗日战争现实的联系坐标上,重温鲁迅在“五四”前夜就提出的“反抗”思想,指出那时他“以新的姿态,写出许多随感录,大抵多是对一切恶势力吹起反抗的鸣声”,遂以鲁迅的“反抗”思想激励现实中的中国人民“决不妥协,更不议和”,“举国一致,抗战到底”。

1938年鲁迅研究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上海“孤岛”出版了第一套《鲁迅全集》。《世纪风》特组一期“鲁迅专辑”,推介正在加紧编印、出版的《鲁迅全集》,内容新鲜、丰富。《编者献辞》中欣喜地告知:“关于《鲁迅全集》,全国文化界渴盼了一年多,在今日这样艰苦的年代中,终于开始编印,预约,不久就可以问世了。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树立了一块值得大书特书的里程碑!”专辑提前刊出在编的《鲁迅全集》中的鲁迅未刊稿两件:一件是《鲁迅诗四首》,为旧体诗《题〈呐喊〉》《无题一》《无题二》《秋夜有感》;另一件是《汉文学史大纲》原稿之一页的影印件。以及许广平的近作《〈译丛补〉编后记》和海婴的稚气的毛笔题辞“文化先锋”。《关于〈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在编印中》二文,不仅介绍《鲁迅全集》的编辑、排版、印刷、校对、装帧和出版的经过,字里行间又有着对鲁迅的怀念和评价,还是两篇“鲁迅风”杂文。《编者献辞》附注“《鲁迅全集》的预约处”为“南京路新新公司,北京路通易信托公司,四马路远东图书杂志公司,霞飞路霞飞市场四号西风社”。一个星期前的《关于〈鲁迅全集〉》(5月15日,郭文泳)已发出了征订启事,为“预约价14元,至5月底前”。

10月19日如期推出“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刊文四篇,并鲁迅的照片、木刻各一幅。文为《幽冥不隔喜悦的递传》、《“苟全”与“拉倒”》、《生命的艺术——鲁迅先生的“杂感”》、《从杂文得到遗教》,作者均属“鲁迅风”杂文作家。其中,唐文视角新颖、见解深刻、概括正确,对鲁迅杂文研究有较为深入的推进。一是把人品与文品联系起来看,认为“综先生之一生,无不可以告人之事,无不可以示人之物,分明的是非,热烈的好恶,嬉笑怒骂,都极磊落”,“这种精神表现在他的杂文里,是坚决,泼剌,通脱,从容。”二是肯定鲁迅杂文的文艺性:“形象的具体化,设境的富于诗意,举例的切合实际,以及造句的慎重,用字的认真等等,这些多多少少的决定了他的文章的艺术性,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出政治的立场,同时,也说明了这种文体,终于要因为鲁迅先生而走进了文苑的大门。”周文则从“生命的艺术”角度深入解读鲁迅,认为“他在‘杂感’中也寄托他的生命,故成为艺术的作品”;并进一步从这个角度去整体上把握鲁迅,认为“无论在创作翻译,以至于钩稽编校的过程中,无一处不渗入自己的生命。”特辑于第二天10月20日继续刊出《关于汉唐石刻画像》一文,把鲁迅与美术的关系问题梳理、概括为“鲁迅先生本其自幼爱好图画的心情,发展为两方面:一为提倡西洋木刻,到如今儿已风行全国,大有成效。又其一为中国古代石刻画像探研,曾下过很多年的苦心”。文专论鲁迅对汉唐石刻画像的搜集和研究,鲁迅精到的鉴别能力和提出的种种精辟见解,持客观、中肯评价态度,并以独具的亲切口吻。这篇几近万字、以整整一期副刊的版面刊出的长文,是一篇介绍、研究鲁迅探究中国古代石刻画像成就的学术专文,开辟了鲁迅研究的处女地和新空间。

1938年鲁迅研究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发生在上海“孤岛”的关于“鲁迅风”的论争。“鲁迅风”杂文作家一方以王任叔为主,还有唐弢、周木斋、金性尧、周黎庵等,柯灵也属其内。论争对方在10月下旬是阿英,11月下旬分别又有庞朴、杨晋豪。柯灵开辟《世纪风》为论争阵地,在11月下旬刊发“鲁迅风”杂文作家的文章,批评庞朴、杨晋豪对“鲁迅风”杂文及其作家的责难甚至污蔑。先后有巴人的《再加上一个“呜呼”吧》《偏面之见》、列车的《也需要写给小众看》等批评文章。为了加强“鲁迅风”杂文的声势和批评庞、杨的力度,又接连推出两期“杂文特辑”。前一期包括《关于〈边鼓集〉》、《“乏”的战术》、《论“痛论焦土抗战”》、《窗下谈文》;后一期包括《工作与批评》、《赋得内煎》、《帮手与帮口》、《血》、《关于鲁迅风》。《再加上一个“呜呼”吧》、《帮手与帮口》、《赋得内煎》、《窗下谈文》等文反击庞朴对“鲁迅风”杂文及其作家的污蔑和攻击,带有政治的、严厉的批评气息。《再》文尖锐批评庞朴:“一呜呼其不懂桐城派,二呜呼其不懂鲁迅,三呜呼其不懂鲁迅风。”《关于鲁迅风》一方面指责“庞朴的作战,东洋意味太重:散布谣言,不踏实际”,另一方面也自我批评“鲁迅风”:“内容要更积极,态度更忠实,观点更尖锐。”《偏面之见》、《也需要写给小众看》等文批评杨晋豪对“鲁迅风”杂文的责难意见。《世纪风》上还全文照登了杨晋豪的两篇辩驳文章《读“呜呼低调”》、《论批评家的眼睛并答各家》,显出“鲁迅风”杂文家的论争气度。《世纪风》没有介入王任叔、阿英之间的那场更为令人瞩目的论争,但率先发表了一篇代表那场论争结束的重要文章:11月28日由上海“孤岛”作家和主要文艺刊物编辑的应服群、孔另境、柯灵等37人联名签署的《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着重提出了“我们希望今后的上海文艺界,更紧密地联合起来,负起文艺阵线上作战任务”的意见。

期间,《世纪风》也积极地刊发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文载道的《读〈章太炎与鲁迅〉》谈鲁迅治学之谨严和署名云彬的《章太炎与鲁迅》一文中对鲁迅论章太炎的理解之误。赵景深的《评价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代表着对鲁迅的学术成就进行学术研究的一路,较为少见。赵文提出《古小说钩沉》在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中的位置是:“此书辑录唐以前的小说,恰与《唐宋传奇集》相衔接,并与《中国小说史略》相辅而行,为其轮翼。”尽管面对大师鲁迅,评价则取学术、学理态度,既肯定优点,又指出不足,所说皆有理有据,但认为“究竟是优点胜过缺点,并且是学术上的大贡献”。还有《思想家的鲁迅——公论丛书第三辑》(11月16日,若夫)、《“自有其价值”》(11月19日,春秋)等文。《〈边鼓集〉序》(11月15日,文载道、周木斋、周黎庵、屈轶、柯灵、风子)、《关于〈边鼓集〉》(11月26日,屈轶)是“鲁迅风”杂文作家的集体亮相行动和坚持文学抗战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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