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将军指挥作战从红军时代一直持续到珍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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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战争史上,萧全夫是一位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他是长征的幸存者,并且三过草地;为共和国奠基的三大战役,他直接参加了两次;朝鲜战争期间,担任军长的萧全夫指挥了在板门店前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苏珍宝岛冲突,萧全夫一线指挥,使他在冷战时期闻名世界。这位百战一生的将军,从军的经历就是一部战争的传奇。

历经中国革命大潮洗礼,人民解放军的开国将领,将星如云,各领风骚,有一位将领更是与众不同。1955年,他虽只授中将军衔,李先念一直尊称他“老班长”;徐向前亲切地喊他“老战友”;陈锡联、许世友、陈再道等,更为尊重他们这位“老领导”。他,就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詹才芳将军。

“我不能当逞一时之勇的匹夫,要做胸有全局的全夫!”

红四方面军的一员骁将

1916年9月13日,一个小生命诞生在河南商城县丁家埠(今属安徽金寨县汤家汇)的一个贫苦农家,他就是萧全夫,原名萧全福。父母给他取名“全福”,是希望他一生多福,平平安安地过活。可是,那世道却不给他“全福”的机会:8岁时,萧家负债累累,地主强行收走他家的两亩薄田和几间茅屋,全家流落荒野,在几个舅舅的帮助下才有安身之地;9岁时,进堂舅开的私塾,学费是每月两担烧柴;12岁时,进本乡小学读书,地主家的孩子经常骂他“穷鬼”……由于一直生活在赤贫的边缘,并饱受富豪的欺凌,萧全夫时刻在想一个孩子不应该想的高深问题:“人穷咋就成了鬼了?”他逐步认识到:穷人要想从鬼变成人,必须改变社会。

詹才芳,1907年9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30里黑石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春,16岁的詹才芳受有“乡土秀才”之称的大姐夫余楚臣的影响,决定到外面闯一闯,便随远房亲戚、武汉中学学生余义民到武汉谋生。革命前驱董必武是武汉中学的创办人,又是余楚臣的亲舅舅。他介绍詹才芳到武汉中学当校工。这年底,詹才芳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受董必武指派,余楚臣、詹才芳回乡以办平民学校为掩护,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自卫军,组织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李先念就是这个时期由詹才芳引上革命道路的。1926年3月,詹才芳被批准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2月,当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他的家乡时,萧全福便踊跃投身于革命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又到商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每战冲锋在前,英勇无畏,很快由战士成长为班长。1932年初春,因作战勇敢,他被选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队担任排长,直接担负警卫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首长的任务。能够战斗在徐向前身边,说明萧全福军事绝对过硬、政治绝对可靠、文化具有基础。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湖北黄安、麻城成了国民党军队“清剿”“血洗”的重点。9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拟定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11月13日,黄安、麻城两县农军和农民2万余人举行黄麻起义。詹才芳率30人的突击队,一举攻下黄安城南门。黄安农民政府宣布成立,同时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共300余人。黄安农民自卫军为第1路军,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2路军,潘忠汝任总指挥,詹才芳为第1路军特务营营长。12月5日夜,国民党军向黄安城疯狂反扑,鄂东军奋起抗击4小时,终因众寡悬殊,北门被突破。为掩护部队从东门撤退,詹才芳冒着枪林弹雨,随总指挥潘忠汝六进六出黄安城。当第七次冲进城时,城内大部已被敌人控制,潘忠汝身中数弹,壮烈牺牲。詹才芳捡起总指挥的手枪左右开弓,子弹打光了,又抡起大刀冲向敌阵,一路厮杀,拼死血战,只带领3名战士冲出城外。12月下旬,在吴光浩率领下,詹才芳等鄂东军共72人突破敌人层层封锁,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打游击,詹才芳任中共黄陂县河口区委书记、县工农游击大队队长。鄂东军到达木兰山不久,1928年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同年7月,部队进入河南光山县柴山保地区建立根据地,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詹才芳先后任连长、营长。1930年4月,红1军成立,红11军31师改编为红1军第1师,詹才芳任该师第3团政委。后红1军同红15军合编为红4军,詹才芳所在团改称红4军第10师第30团,詹才芳仍任该团政委,团长为王树声。

就在这年春天,萧全福第一次挂彩。那是一个笼罩着浓雾的清晨,他带领一个班外出到皖西北某地执行任务。走到一个山坳里,他突然听到不远处有杂沓的脚步声,立即示意战友们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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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风掠过,雾霁突然散了开来,红军和数倍于他们的民团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枪声骤然响起,几个敌人被击中倒下了。萧全福手下的十几名百里挑一的警卫战士,个个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射出的子弹像长了眼睛,敌人阵脚大乱,许多人缩着头准备逃命。他们是当地民团顾敬之部,人数虽多,但均是土顽,装备和战斗力很差。

1931年9月中旬,鄂豫皖苏区开始“肃反”,大抓“改组派”。第30团团部警卫排班长陈锡联被抓后,詹才芳找到保卫局的人,说: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他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14岁就出来参加红军,一直跟着我搞保卫工作,不可能是什么“改组派”。这个人我保定了!徐向前听说后也坚决要求放人。陈锡联这才免遭厄运。

本来趁着这个机会,萧全福他们是可以撤离的,但是一看敌人很“软”,红军战士们来劲了,开始发起主动进攻。不一会儿,雾完全散了,慌乱的敌人渐渐稳住了阵脚。当他们发现红军人数很少时,便大起胆来,战场形势顿时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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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全福立即命令战友们撤退,自己边走边打断后。红军战士们拼命地跑着,但是许多人终究没有跑过子弹。眼看就要和敌人脱离接触了,突然一颗子弹追上了萧全福。他清晰地看见自己殷红的鲜血汨汨地流出来。这是参加过百余场战斗的萧全福负的第一次战伤。徐向前得知消息,派人看望了萧全福,据说还带来一句话:好好看看《孙子兵法》谋攻篇,不能当逞一时之勇的匹夫,要做胸有全局的全夫!

◆1940年12月,晋察冀第3军分区团以上干部在河北唐县和家庄,后排右五为詹才芳。

萧全福有一定文化,马上找来孙子兵法,其中一段话映入他的眼帘:“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这段话的大体意思,萧全福也明白:在实际作战中,兵力运用的原则是,我十倍于敌,就实施围歼,五倍于敌就实施进攻,两倍于敌则设法分散各个击破之,势均力敌就要努力战胜敌军。兵力弱于敌人,就避免作战。所以,弱小的一方若死拼固守,那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结合自己负伤的经验教训,他由衷认识到:“是啊!‘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我逞一时之勇,结果差点全班覆没!以后,我要多向徐总指挥学习,既要有勇,更要有谋。我不能当逞一时之勇的匹夫,要做胸有全局的全夫!”从此,萧全福改名萧全夫。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下辖红4军和红25军。接着,在黄安、商、苏家埠、潢举行4次进攻战役。在苏家埠战役中,总指挥徐向前命令第30团配合兄弟部队死死围困淠河西岸的苏家埠镇,以引诱并打击增援之敌,尔后将该镇一举攻克。苏家埠驻有国民党军6000多人,城四周筑有永久性坚固工事,易守难攻。詹才芳配合团长王树声,指挥第30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先是击溃敌援军,尔后转攻苏家埠。指战员把篾条、稻草扎成把,用水浸湿,在交通沟前堆成垛,用以抵挡敌子弹。官兵们一周内挖出一条1人多深、3米多宽,里外3层足有二三十里的工事网。詹才芳组织官兵展开宣传攻势,给因挨饿开小差的敌军送食物。此举极大地瓦解了敌军士气,投诚的敌官兵不断。在20天作战中,红军打败敌援军,死困住被围之敌,迫使蒋介石调集15个团约2万余人,自合肥大举西援。第30团利用构筑的工事网围困敌军,有力地支持了打援部队行动。此役历时48天,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还击落敌机1架。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名山县百丈关与川军展开决战,18日、19日川军以6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三个方面向百丈关附近十余里弧形地带的红军阵地反扑。面对敌机的空袭,部队都在忙着疏散隐蔽,萧全夫怎么也不相信那个笨乎乎的“铁鸟”能把自己怎么样,他英勇地参加转移物资的行动,由于没有注意隐蔽,结果右腿被弹片炸伤。这次死里逃生,给萧全夫留下的纪念是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这使他成为开国将领中独有的“短腿”将军。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于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苏区,转战四川。詹才芳先后任第10师、第12师政委。1933年7月,红9军成立,隶属红四方面军。詹才芳升任红9军政委。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排除异己,又发起新一轮“肃反”。这年秋天,刚满15岁的战士谭知耕,和班长刘义生、战士冯瑞山一起吃过一只从土豪家里抓来的鸡,班长跟连长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吃喝委员会”,结果3人均被关进牢房,等待处决。詹才芳得知后,怒斥保卫局的人:“你们搞什么名堂?”他拉过谭知耕的手说:“跟我走!我是政委,你给我当勤务员。”就这样,詹才芳冒着杀头危险,机智果敢地把一些部下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解放战争时罗荣桓亲自向詹才芳问清情况,动情地说:你是他们的恩人呐!詹才芳救下的这批人,如陈锡联、谭知耕、甘思和、邓岳、张志勇等,后来都成了开国将领。

正是这次经历,使他悟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战术要加技术,不懂得军事技术的进步,必定会遭到重创。后来,在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时,他在一段原话下划了一道粗杠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因为,毛泽东的这段名言,是他从军经历的最好诠释。

随着部队整编,詹才芳调任红31军政委。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另立“中央”, 詹才芳所在部队不得不第二次翻雪山、过草地,向南进发。詹才芳对此不解,他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诉苦:“红军本应由党中央统一领导,这次好不容易盼来了会师,怎么又分开了……”私下里,他还说:“看来,中央的路线是对的。咱们要是再这样下去,非走上绝路不可!”

鲜为人知的是,萧全夫还从事过技术侦察工作。就在第一次负伤出院后,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电台,从事警卫、译电、破译等工作,成为我军无线电技侦工作的先驱。1933年初,四川军阀田颂尧开始对进入川陕的红四方面军实施三路围攻。总指挥徐向前根据电台破译提供的情报,灵活用兵,作战连连获胜。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云贵地区,敌人对他们围追堵截,形势非常险恶。红四方面军电台把破译到的川军动向及时转报中央红军,为中央红军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情报。

詹才芳和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红31军军长王树声带领部队南下中,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由于敌主力集中,我后勤补给不足,百丈决战遭受惨重损失。此时,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其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詹才芳患了伤寒病,躺在担架上不能动弹。一天,暴风雨将临,詹才芳听到草丛里有人呻吟,命甘思和去查看,发现是279团大个子指导员尤太忠,其因病饿交加,奄奄一息。詹才芳忙把自己最后一把青稞炒面塞进他嘴里,并把他扶上马背,使这位未来的共和国上将顺利地走出草地。

“我带的是学员,打死几个鬼子,算作实习实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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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对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说:“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有功劳啊!特别是中央红军到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脱离了险境。你们是党的干部,不是某个个人的干部。”当时,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跑了冤枉路不说,还背上了“对抗党中央路线”的政治包袱,广大指战员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所以,毛泽东一番话说出来,萧全夫热泪盈眶:我们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

◆1941年,晋察冀第3军分区领导干部王平、王宗槐、詹才芳、潘峰在一起。

1938年4月,萧全夫进入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时常给他们上课,当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萧全夫等学员渴望早日上阵杀敌,毛泽东曾在讲课中风趣而幽默地宣布:“这个研究革命道理的学校,什么时候才毕业?现在天下大乱,到时,掐指一算,你们就下凡!”毛泽东常以诙谐、生动的语言,阐发其深深的哲理,给萧全夫等进行了军事思想启蒙:“抗大的学生要有一种作风:不断地学习。当学生,要当到长胡子,当到胡子白了,当到阎王请去喝烧酒。那时,才算毕业了!”“当学生,不一定非在学校不可。李逵没上过学校,但他很勇敢!瓦岗寨的绿林英雄,也没有上过学校。就是民族英雄岳飞,还不是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

1937年早春,已在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的詹才芳随校离开保安到了延安。一到延安,詹才芳就去看望自己的革命引路人董必武。董老讲:“我听人说你在肃反中曾尽力保护过一些同志。这很好啊!”詹才芳就把当时在紧急时刻,急中生智救人的情况,向老首长作了汇报。董老不住地点头赞许,说:“才芳,看来你原来还是个大勇若怯,大智如愚的人呐!”詹才芳告辞时,请老师给自己写几个字。董老欣然命笔,写下“大勇若怯、大智如愚”几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

篮球世界杯在哪买球,1938年8月1日,抗大第四期隆重出炉,毛泽东郑重赠言:“虽然,抗大已经发给了毕业证书,但,还是要当学生。毕业,只是开步走!以后的课程,是实践!”毛泽东的即席讲话,一直让萧全夫感到意味隽永,发人深省。晚年,他还向秘书说过:“人生何尝有毕业!学习有毕业吗?这么想想,毛主席当年的格言式至论,实是人生宝鉴!”当年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抗大第七大队和第一大队部分学员为基础,组建抗大第二分校(陈伯钧、孙毅先后任校长),东进晋察冀根据地办学,萧全夫被分配到第二分校工作,历任特科大队第1队队长、高干科副科长、高上科科长等职,参与积极探索敌后办学的路子。当时,第二分校提出“教育计划等于作战计划”的口号,实行教学、行政和政治工作一体化:广大学员既是学习者,又是战斗员;分校各级领导,既是管理者,又是指挥员。在课程设置上,军事课目有战术、技术、兵器。战术课内容各有侧重,营团战术强调运动战、进攻、遭遇和退却,游击战术强调埋伏、袭击、破击战术,日伪战术研究要求掌握日伪军的战术特点;技术课内容包括射击、刺杀、投弹和土工作业等四项,旨在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特长;兵器课内容包括兵器知识条例、条令和教范,旨在发挥火力。

“誓逐豺狼大海中”

此外,分校还编印了《军事问答一百条》作为辅助教材,便于学员掌握吸收。作为分校中层管理者,萧全夫耳濡目染,对于上述知识也烂熟于胸。更重要的是,由于日伪军不断袭扰,分校学员必须时刻不忘战斗,“常常是刚刚上着课,敌人来了,马上去打;打完了,找地方休息、上课。一句话,课堂连着战场,战场就是课堂。”在这种环境下,萧全夫和广大学员一起接受着战争的考验,在战争中学习着战争。

延安抗大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一度把张个人的错误波及到下面,批判的面宽了些。詹才芳与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一些同志曾遭错误打击。后经毛泽东亲自干预,事情得到妥善解决。事后,董老对詹才芳说:“一个党员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在风浪中不要失去信念与信心。”詹才芳说:“我很明白。毛主席受的委屈比我们还多。我们会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

1942年3月,为缩小目标,第二分校化整为零,分散到晋察冀军区的四个军分区办学,对外称各军分区教导大队,萧全夫奉命在第2军分区办学,继续和学员一起接受着战争的考验,在战争中学习着战争。当年,他带领学员活动于山西山阴县、代县、崞县一带,一年内进行大小战斗71次,毙伤俘日伪军256人。谈起这些战绩,他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当时,我带的是学员,打死几个鬼子,算作实习实习吧。”

1938年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抗大”第7大队和第1大队为基础,组建抗大第二分校,东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分校组成以詹才芳为大队长、李中权为政委的先遣大队。临行,詹才芳即兴赋诗一首——《请命赴敌后》:

1944年,春暖花开之时,萧全夫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出任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军分区参谋长,为运筹本分区对日反攻作战不遗余力。第二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担任攻打河北玉田的前线总指挥,一举歼灭300多名日军和1500名伪军。接着,又率部解放河北迁安,歼俘日伪军1700人,并将突围的遵化守敌4000人大部歼灭于玉田城东一带。

“日寇侵华气焰凶,我磨利剑为屠龙。谆谆教导言无尽,絮絮关怀意未穷。西别陕甘情切切,东牵冀热怒冲冲。纵骑飞跃三千里,誓逐豺狼大海中。”

“部队立即出发,哪怕走得只剩一个人,也要抢占五岭山!”

1939年2月,第二分校统一编组,将学员编成3个大队,先遣大队编为第1大队。詹才芳任大队长,李中权任政委。9月27日,日寇驻石家庄的一个联队加上伪军约1000余人,经灵寿县向第二分校驻地陈庄猛扑过来。危急时刻,詹才芳一面急令第1大队第1支队领导率第6、第7中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准备阻击;一面向校首长汇报情况,请求支援。第6、第7中队以步枪、手榴弹顶住敌人一次又一次猛攻,掩护全校人员及后方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此时,第4分区第5团和途经晋察冀的第120师第358旅两个团赶到。在第358旅旅长张宗逊和第二分校校长陈伯钧共同指挥下,激战一昼夜,将敌全歼。

1945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冀东军区,萧全夫历任冀东军区第十三旅旅长、独立十一旅旅长。次年1月,他率独立十一旅3个团,在河北丰宁、平泉参加第一次承德保卫战,给敌以沉重打击,有的敌人开始敬畏地称他“拳夫”。不过,真正让他成名的,是抢占五岭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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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冀东军区将主力部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萧全夫担任第二十六师师长。当年9月,萧全夫带领他的队伍从冀东出关作战,在东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打的第一仗,对手就是陈诚手下的两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

◆抗战时期,詹才芳与李运昌、李中权、彭寿生合影。

当时,陈诚刚刚赶走熊式辉,夺得了东北的统兵大权。为了给陈诚一个下马威以挫其锋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派出黄永胜的第八纵队,围歼陈诚爱将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于辽宁锦西杨家杖子,同时调第九纵队出关打援,在战役发起后,阻击锦西、兴城来援之敌。

同年11月7日,八路军第358旅和第4分区部队集结于河北涞源与完县之间的黄土岭地区,准备围歼前来“扫荡”的日伪军。这时,日军突然从河北唐县、完县出动,直扑驻神南庄一带的八路军第358旅后方机关。为掩护校部及当地党政军机关和群众转移,第二分校首长急令詹才芳率第1大队阻击日军。第1大队与日军激战两日,毙伤其数十人,完成了掩护任务。第1大队作战勇敢,工作出色,被第二分校评为模范大队,第1大队党支部被评为模范党支部。

此役打援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兵力尚有优势,士气未散;辽西紧邻国民党屯有重兵的沈阳、锦州,一旦敌人援兵突破我军阻击阵地,不仅消灭王铁汉的战役企图无法实现,第八、第九两个纵队也可能无法脱身。

1944年10月,詹才芳调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初,日军从关外调集伪满军11个旅及27个特种警察“讨伐”大队共6万人,在冀热辽推行“集家并村”政策,扩大“无人区”。从2月初开始,伪满军配合日军、特警、伪绥靖军约4万余人,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 詹才芳协助司令员李运昌指挥冀热辽军地武装,采取分区负责,内线坚持与外线出击、集中打击与分散游击相结合的方法,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到5月底,冀热辽军区部队作战共230次,毙、伤、俘日伪军5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迫使日伪军龟缩在铁路沿线不敢四处活动。同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冀热辽军区组成中共东进工委和东进指挥部,由司令员李运昌率部北上配合苏军作战。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寇并未停战。詹才芳奉命留下负责关内冀东反攻与受降工作。詹才芳贯彻中共冀热辽区委、军区制定的冀东对日战略反攻方针,指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攻击。经两个多月反攻,共占领26座城镇,拔除日伪军据点200多个,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缴获枪械2万余支,火炮数十门,军需物资一批。

第八纵队装备不错,攻击力强;而第九纵队武器较差,全纵队只有七八门山炮,而且由于长期在敌后坚持,以游击战见长,和陈诚这样的对手较量还是第一次。

第一个冲进锦州城的纵队司令员

对于这一点,第八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心中有数,他越想越不踏实,就亲自给萧全夫打电报说,我们歼灭杨家杖子的敌人问题不大,就看你们能不能堵住援敌了。话语中,他含着明显的担忧。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剿共”之心不死,南军北调大批部队向华北、东北急进。1945年10月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登陆。在美军掩护下,10月下旬, 6万余国民党军进入我山海关冀东第19旅和22旅防区。由于冀东是国民党向东北输送兵员的咽喉要道。为封锁这条要道,11月19日,中央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冀东的一部分部队改编为冀东军区,詹才芳任司令员。1946年1月4日,国民党调集5个军兵力,进犯热河,妄想攻下承德,拿下山海关,打开通向东北的大门。詹才芳率冀东军区部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打响承德保卫战,大量杀伤敌人,粉碎了敌之企图。

9月18日,萧全夫接到第九纵队指挥部命令,要他率部于22日拂晓前,进至杨家杖子东南设伏。此时连日行军出关的萧全夫师距预定阻击战场还有300多华里。在师党委会上,有人埋怨纵队首长不了解实际情况,部队千里驱驰,异常疲劳,天又正下着大雨,3天时间走300里,是不可能按时到达的。为此他们建议等雨停了再走,以使部队得到一点休整。更多的人认为,这么大的雨天,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也不会行动。

1946年7月29日,驻天津美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巡逻队及国民党军一部,进入安平镇,向冀东军区第36团5连发动攻击。詹才芳断然决定予以还击,经4小时激战,美军和国民党军丢下40多具尸体狼狈溃逃。当天下午,美军和国民党军300余人,在4架美军飞机掩护下第2次进攻安平镇。詹才芳指挥部队英勇还击,给美军和国民党军很大杀伤。这次战斗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和美军交战,成为当时闻名中外的重大新闻,称为“安平事件”。事件发生后,军调处派出三方调查组赴现场调查。面对事实,打着“盟军”旗号的美军,不得不承认是他们破坏了停战协定。北京电影制片厂1962年摄制的黑白故事片《停战以后》,其背景就是“安平事件”。

大伙议论纷纷,而萧全夫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地图上的五岭山。这座山东距锦西10公里,西至杨家杖子16公里,峰高524米。看着看着,萧全夫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它的位置不正是像人的脖子吗?谁卡住了它,谁就控制住了锦杨通道。

1947年8月,詹才芳任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司令员。他率部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作战历时50天,共进行5次较大规模战斗,歼敌1.1万余人,缴获大炮137门,各种枪支5000余支。但冬季作战,由于冬装没解决好,部队冻伤严重,直接影响到作战。沟帮子战斗没有抓住国民党军第184师,茶棚庵战斗又损失较大,为此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批评。

“什么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我能看出来,陈诚和他手下那么多将领就看不出来?而且一旦锦西之敌在我之前进占五岭山,会是个什么结果?”萧全夫越想越不安。就算不停下来躲雨,按纵队司令部的时间表行动,也未必有把握能抢在敌人前面。他再也不敢想下去了,站起身大声命令:“部队立即出发,哪怕走得只剩一个人,也要抢占五岭山!”

1948年,第9纵队开展夏、秋两季大练兵。詹才芳针对冬季作战出现的问题,提出“为雪沟帮子的耻辱,去掉蝗虫般的臭名,我们发誓一定为打翻身仗而努力奋斗”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参加大决战的总动员令。

如注的大雨中,疲惫不堪的将士们开始了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路上不断有人倒下,但部队却继续前进。看着这些跟随他浴血多年的冀东子弟,萧全夫热泪盈眶。

1948年9月9日深夜,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第9纵队以隐蔽、迅速、突然的动作,插向锦州、义县之间,切断锦、义之间敌军的联系,包围义县守军,阻击锦州之敌北援。在詹才芳指挥下,部队勇猛穿插,巧妙渗透,圆满完成分割锦、义之敌的任务。尔后,詹才芳亲自指挥部队攻克敌锦州城北防御核心阵地帽儿山,挖掉了敌人观察战场态势的“眼珠子”,使之变成瞎子。在第8纵队配合下,9纵控制了锦北全部外围阵地,为攻取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帽儿山后,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登上帽儿山,对第9纵队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大加赞赏。10月14日,总攻开始。第9纵队两个“尖刀连”涉水过河,不到10分钟就打开了突破口,成为第一个攻进锦州城的部队。詹才芳也带着警卫员向突破口冲去,成为第一个攻进锦州城的纵队司令员。由詹才芳率领,第9纵队官兵沿中央大街向纵深猛冲,与敌激烈巷战。经31个小时激战,解放锦州城。此役,第9纵队共歼敌2.3万余人,缴获飞机4架和大量物资、装备、器材,并活捉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范汉杰及国民党军第6兵团中将司令卢俊泉。詹才芳审问战俘,范汉杰心有余悸地说: “锦州,犹如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负华北。贵军夺下锦州,恰像从中折断扁担,使东北与华北分离,棋着确实厉害,尤其贵军孤军深入,非雄才大略之人,决不敢作此贸然行动……”出色的战绩,使第9纵队获东北野战军总部通报表扬。

21日凌晨,萧全夫带领先头部队到达五岭山。当天黄昏。他的三个团也以日行军百里的速度,提前12小时抵达预定战场。入夜,部队顾不上休整就开始向主峰攀登。当七十六团一营二连登上前沿323高地时,发现敌暂六十师一个连已经爬到了半山腰。“好悬!”望着敌人乱轰轰往上爬的影子,七十六团团长倒吸了一口凉气。部队哪怕只要晚到片刻,让对手占领了阵地,两个纵队恐怕都有可能陷入不测之境。他想起了萧全夫趴在地图前的情景,不由地赞叹道:“神了,师长快赶上半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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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一阵火力急袭,敌人懵懵地被打下了山。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3天前还在300华里外的共军怎么会赶过了他们的汽车轮子。

◆1945年在唐山保卫战中,攻下开平城,詹才芳向市民宣讲共产党、八路军政策。

22日清晨,战幕拉开了。国民党军暂六十师和第二十六师以7个团的兵力向萧全夫师阵地展开全线进攻,这是萧全夫师成军以来经历的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敌人以重炮猛轰,又出动了装甲车掩护步兵连续发起集团冲锋。萧金夫师仅守卫323高地的二营五连就伤亡100余人。由于官兵们的英勇顽强,再加上抢占了有利地形,靠汉阳造和三八大盖装备起来的第二十六师挡住了陈诚美械装备的7个团30多个小时的轮番攻击,取得了出关后第一场恶战的胜利。

1948年11月,第9纵队奉命进关,参加平津战役,任务是在津南方向攻城。部署在第9纵队正面的敌军有4个正规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为减少伤亡,詹才芳动用4个团兵力,冒着敌军炮火,在前沿开阔地带挖交通壕约1.2万米。1949年1月14日,进攻发起后,敌守军火力凶猛,爆破组无法接近阵地。危急时刻,詹才芳再次命令炮兵进行火力支援,命令突击部队再次发起冲锋,红旗终于插上天津城头。但争夺突破口的战斗异常激烈,战斗进入白热化。詹才芳见部队伤亡严重,心急如焚,对政委李中权说:“咱们上!”随即就冲向护城河。河水奔流,枪弹密集,情急之下,詹才芳差点摔倒。这时,一个大个子机枪手快步上前,用身体挡住了司令员。上岸后,詹才芳穿着浑身湿透的棉衣、棉裤向前猛冲,脚下冰碴“咯吱”作响。战至15日凌晨1时,突破口巩固下来,各突击部队先后攻占敌军把守的要点。12时,9纵攻占市政府,活捉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第9纵队激战天津,共歼敌2.66万人,缴获飞机1架、各种火炮614门、各种枪支12950支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指挥天津战役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对詹才芳、李中权说:原来“我们的意图是,你们只要能在南面顶住,不让敌人溜掉,就算完成任务了。没料到你们也突破了南边这样坚固的工事,还参加了纵深的战斗,这就太好了!”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向前线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萧全夫:由于我军牢牢控制了五岭山,第八纵队在杨家杖子几乎全歼了敌四十九军,只有军长王铁汉带少数人漏网。这可真是给了陈诚当头一棒……

第9纵队,这支曾在冀东坚持抗战的老部队,在詹才芳指挥下,亮剑长城内外,历经战火淬炼,成为东北野战军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能打硬仗的主力部队之一。

从白山黑水战斗到大西南,萧全夫越战越出名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第9纵队的番号改称第46军,詹才芳任军长。4月,詹才芳率部由河北霸县出发,挺进中南。 9月,衡宝战役打响。詹才芳指挥第46军担负佯攻任务,掩护主力部队运动,兵分数路强渡湘江。敌守军闻风溃逃,詹才芳迅即指挥部队追击,将溃逃的敌衡阳警察部队和自卫大队围歼,攻克战略要地衡阳。部队进驻衡阳后,奉命担任湘南剿匪任务,在半年多时间里,詹才芳指挥部队采取军事进剿、分散驻剿、发动群众消灭残匪的方法,消灭以国民党残留武装为主的土匪10万余人,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做出重大贡献。

1947年10月,萧全夫又率部担负破袭北宁路的任务。这条从北平通往沈阳的重要铁路干线,是国民党军连接东北和关内的重要交通生命线。敌人为保护这条从北平连接东北的重要交通线,派出一辆机动性强、火力猛的护路铁甲车日夜巡逻。这辆铁甲车堪称巨无霸,它身被两寸厚的钢板,共载兵员200余人,装备有固定的山炮、野炮和大批重机枪,被国民党军自诩为“铁老虎”:机枪和小炮打不穿;用炸药包也无法奏效,因为它机动性强火力猛,当进攻者付出重大伤亡靠近车身时,它早已经轮子一转跑得没影了。萧全夫带着各团长趴在山梁上眺望了半天,别人都在看车上的枪和炮,唯独他却死盯着铁甲车的轮子。

1955年4月,詹才芳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同年9月,詹才芳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能不能让敌人的车轮停下来?”萧全夫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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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咱们上不了车啊!”一位团长犯愁地说。

詹才芳资格之老是全军闻名的,他的老部下有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陈再道、韩先楚、秦基伟、洪学智、王建安、聂凤智、皮定均、吴世安、王近山、邓岳、谭知耕、甘思和……其中一些人堪称一代名将。他的部下,解放后有些人成了他的上级,但在詹才芳看来,革命队伍中,上下级职务变动,是极正常的事,这正是我们党和军队兴旺发达的体现。他为这些战友后来居上由衷感到高兴;而他的这些老下级对他更是格外敬重。作为“军中一老”,詹才芳从不以“老”自居。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常与战士席地而坐,促膝谈心。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佩戴中将军衔的老首长,在司令部大院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下了铁轨还爬不上车吗?”萧全夫眼睛一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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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们眼前一亮:“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1960年,詹才芳与周恩来、邓颖超在广州白云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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